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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生的观后感 | 《人民的名义》里,人民就是个名义

April 20, 2017

作者: 李元杉   来源:公民驿站B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做一个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都说《人民的名义》好,好在哪呢?我看道理是类似的。水浒里的投降揭示了梁山好汉造反,是为了实际利益,而不是为了意识形态大旗。换句话说,就是合理化了造反的动机。同样,《人民的名义》也揭示了贪官、清官、警察、商贾各色人等的动机。


有的戏里,坏人干坏事就好比电脑游戏里的敌人小兵甲,眼看着主角已经杀了小兵乙、丙、丁、戊和其他虾兵蟹将若干,自己还要光荣送死。实际情况是,干坏事是有成本的,坏人不是傻子,得不偿失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一个戏要做到真实,首先要给反派安排好各自的动机。如果这些动机比较高级,不在争夺个人的利益,而是某种力量超越个人选择因素的结果,那就有几分古希腊悲剧的色彩了。


为什么我对《人民的名义》里的反派恨不起来呢?答案很简单——他们所犯的过错,并不全是个人的过错。如果换一个人处于他们的位置,很可能殊途同归。第二集里,现金堆满一座别墅的贪官,人赃俱获以后涕泪俱下说,自己从来不敢花受贿得来的钱。他的钱和别墅对改善生活水平没有丝毫帮助,反而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每天惶惶不可终日。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拿了钱也不敢花的人,拿钱的目的是什么?

 

与此同时,他的前任就是因为腐败落马。那么,为什么全中国的这一类项目,都要经过这一个官员的批准?吕州市在易学习之前的连续好几个交通局局长,也是连续因为腐败被查。为什么有交通局长一句话就可以修路,没有就不能修?


可见,剧中的贪官搞腐败,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道德操守问题,而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和制度环境将他们的操守置于考验之中。当然,这无法合理化贪官同流合污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每一个人都像易学习一般出淤泥而不染。这使得观众产生了一种对于反派的共情——如果我是一个官员,有人对我行贿,行贿不成就送烟、送酒,甚至给我的孩子买玩具,我能丝毫不动摇吗?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剧中的正派对于导致腐败的原因显得缺少深入的理解。

 

抓到贪官以后,自带主角光环的反贪局长大义凛然:“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这话说得的确解气。但仔细一想,中国出了那么多贪官,难道他们的父母都碰巧走了霉运?薄一波同志是倒了哪辈子的霉呢?


局长的强力后援——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深入反思了工厂拆迁酿成群体事件的原因——干部腐败。然而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沙书记不想回答,也不敢回答。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电视剧要想播出,必须符合一定的尺度。但另一种解读是,这里的保留既展示了正派的局限性,也暗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反腐是无法治本的。导致腐败的本质原因是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监督。在政治上,权力决定谁可以晋升,谁不能晋升。在经济上,权力决定土地、资本和资源如何分配。这些现象在《人民的名义》中都有深入展现。易学习二十多年不能晋升,新来的省委书记去趟他家,立刻成了市长;土地拍卖由政府主持、权贵操纵;国企可以从国有银行贷款,而民企只能从城市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贷款......


这里,批判腐败的人自己就是绝对权力的拥有者。由这些“正面人物”来点出自身的症结,显然并不合理。而指望这些人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恐怕跟寄希望于出来个易学习当交通局长、吕州市长一样,属于一种多半落空的妄想。


为什么反腐者反而不如贪官能够得到观众的同情?因为事实上,反腐者与腐败分子,同属拥有权力的特权阶层。据说这个阶层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但人民对他们普遍感到畏惧、不信任,甚至鄙视。剧中以清正廉洁形象示人的反腐者不是出身权贵家庭,就是领导的秘书,要么就是得到了当权者的背书,这进一步增加了人民与他们的距离感。


反观剧中的几个出身朴素的反派:赵德汉、祁同伟、高小琴,都是一些无权无势又追求升官、发财,想要“胜天半子”逆流而上的人。平心而论,他们的动机,恰好是大多数人民群众自己的动机。而反贪的动机,从实际层面讲是要避免“亡党亡国”,从理论高度说是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些都离人民自己的想法相去甚远。党国亡了,受害最大的会是反腐者所处的特权阶层,而不是人民自己。


腐败者来自于人民,而反腐者凌驾于人民。这就是《人民的名义》的现实之处,也是现实的荒诞之处。


腐败的根源在于创租(Rent-creation)和寻租(Rent-seeking)。创租就是通过人为创造垄断地位,创造垄断利益。寻租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垄断利益作出的努力。政府创造寻租的空间,而寻租者竞相争夺利益。这两者的关系来源于制度,不因制度中人的变化而改变。道理很简单:只要政府拥有着资源的分配权力,有能力赋予某个商人、某家企业垄断特权,一定会有若干商人和企业付出努力来争夺特权。只要上级决定着下级的升迁之路,一定会有若干官员付出努力来讨好上司。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制度的安排一日不变,权力的分配一日不变,打倒了明目张胆收钱的腐败分子,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反腐者将以更隐蔽、更合法的方式落入创租-寻租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切实的好处。“人民的名义”只是一面用来反腐的大旗,一个有名无实的名义。今天打起这面旗帜的人,可能正是明天的腐败者。对此,《人民的名义》仍有展现:警察分局局长程度为了维护自己的表弟滥用职权,被警局上司祁同伟以人民的名义斥责:

 

而祁同伟自己勾结商人,大肆敛财,还涉嫌命案,眼看着要被反腐者以“人民的名义”绳之以法。类比地来看,如果不是某事件,很难想象“唱红打黑”的发起者,其实自己最黑。过去借用人民名义的人已经被证明背叛了人民,有理由相信今天身居高位的反腐者真的代表着人民吗?


《人民的名义》除了拍政治斗争,还用了很多时间来拍大风厂工人的故事。据编剧说这是为了展现腐败对人民实际生活的影响,然而这一段剧情却再一次揭示了,对人民的福利来说,腐败者与反腐者都是一丘之貉。


在腐败分子丁义珍当政期间,工厂股权未经持股工人同意就被收受好处的法官错判给了有后台的企业——山水集团。为此工人占领厂房,与拆迁队形成对峙。丁义诊逃跑,工厂对峙酿成大火,“人民的好公仆”——最近颇走红的李达康书记马上指示:用政府的钱赔偿工人,法院重审股权所有权问题。

 

乍一看,出了一个青天大老爷给工人做主。但实际上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工厂工会主席碰巧有一个朋友是抗日老兵、退休的省检察长,而老检察长碰巧认识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李达康的顶头上司。如果没有老检察长一句话,李达康准备做的事是对工人来一个釜底抽薪,趁着工人放人进厂灭火,把工厂拆个干净。


这件事的结局是,工厂没拆掉,政府花了一大笔钱,李达康同志派了一位孙区长来擦屁股。他自己成了老检察长和省委书记的政治盟友。孙区长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来找回花掉的四千五百万,更没有办法实现李达康许下的空头承诺:另找土地给工人重新建厂。于是工人的处境极其尴尬,只能翻窗户上下班,还有人走到了绑架勒索的违法行为边缘,最后还是因为惊动了省委书记沙瑞金,在高阶权力的驱动下,问题才得以缓解。


表面上李达康是一个好官,但实际上除了不贪不腐(也有可能是贪腐尚未暴露),他的行为跟为所欲为的官员没有太大区别。未经民主集中,他就花掉政府四千五百万。二十年前为了集资修路逼死了一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是队友替他背了黑锅。在吕州跟领导高育良不合,结果不但没被整,自己反而官升一级被调走成了市委书记。联想到他以前是时任省委书记的秘书,如果未来有一天他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这些全都是达康同志大搞特权、独断专行的证据。


说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尽管所有人嘴里都说着“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里其实没有一个官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体现了实际世界中的情况。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代替人民实施这些权力的是政府,而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必然在很多时候会与人民的利益产生冲突。


腐败与人民利益的冲突,是所谓“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le-agent Problem)的一种体现。人民将权力委托给若干代理人实施,而代理人却并非完全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有时候,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


在“委托-代理问题”中,代理人权力越大,可能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就越大。而中国的高速发展,正得益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所谓“国家能力”的强势。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以此为豪。然而赋予代理人强力的代价是,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利益的更大差别,以及委托人利益的更大损失。

解决经济层面的“委托-代理问题”,有诸多方案。譬如建立对代理人的绩效考核制度;通过赋予代理人股权,将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迫使代理人将自己的行为公开;建立官僚制度(Bureaucracy),规范代理人的行为等等。这些解决方案不可避免涉及到制度更迭:舆论监督、问责制、法治、民主......


但如今的反腐者,并不愿意接受制度更迭,反而高喊“制度自信”。对此问题,他们的解答是,把腐败的代理人清除出去,留下“为人民服务”的代理人来垄断权力。这些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抵挡腐败的诱惑。这属于罔顾人性的空想。执政党将近一亿党员,有几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人民并不需要成天高喊“人民的名义”的干部。真正为人民利益行事的人始终是少数,何况他们有时也无法真正判断什么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举动。人民需要的是干部必须依法行事、依规行事,而人民自己必须参与到法规的制定当中。因为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只有人民自己。


注:本文作者李元杉目前还是一名高三学生,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他的大作,我对他在文中展现出的极其出众的思想力和非常优秀的文字驾驭能力深感惊讶,感慨后生可畏更可敬,于是主动联系他授权转载此文,得到李同学的爽快应许,在此对李同学致谢并致敬!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我看到了希望,美好未来的希望……

白宫否认就航母战斗群的位置有意误导

April 20, 2017

VOA 2017年4月21日 01:35 加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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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发言人斯派塞
   华盛顿 —  
白宫官员星期三否认就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位置发表误导性言论。这个当时据说驶向朝鲜半岛的战斗群实际上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

这本来是要在美国面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的时候显示美国的决心。

然而却导致白宫陷入又一个国内政治争议,而且造成了国际影响。

整个事件始于上个星期。当时美国军方发表声明说,他们已命令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从新加坡向北驶向朝鲜。

一天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解释为何做出这一决定。

他说:“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太平洋南北自由行动。 她目前向北行驶,因为我们认为此时能拥有这只航母是最慎重的做法。”

记者们当时认为这些话意味着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正立即驶往朝鲜海域。

川普总统同一天在接受福克斯商业节目采访时的谈话加深了这种暗示。

他说:“我们正在派遣一个非常强大的舰队,我们有潜艇,非常强大。”

问题是,一个多星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航母战斗群其实一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距离朝鲜半岛五千多公里。

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这是沟通不畅造成的, 但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进行反击,否认川普误导公众。

他说:“总统说,我们的一个强大舰队驶向朝鲜半岛,这是事实,这件事发生了,更准确的说,正在发生。”

斯派塞把责任推给记者,说他们当时应就这个消息向五角大楼求证。

他说: “你们问我你们为什么没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你们本应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或是国防部进一步查询。”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航母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终于驶向朝鲜半岛了,应当在4月底到达。

美国之音 | 川普对习近平:除掉金正恩 贸易好商量

April 20, 2017

2017年4月21日 06:46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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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左), 习近平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他本月初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中方在朝鲜问题上做出行动,中国将在贸易问题上获得更好的协议。川普还说,他有信心中国会努力处理朝鲜问题。

川普星期四在与来访的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我告诉习近平主席,如果你除掉这个人(指金正恩),或者对朝鲜这个威胁做出些什么,你会在贸易问题上获得更好的交易,因为事实如此,朝鲜现在的确是一个威胁。”

川普还说,他相信中国正在为解决朝鲜问题作出努力。他说:“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可以这么说,所有的专家都在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像现在这样努力。很多朝鲜的运煤船被迫返回,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发生。过去两三个小时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我不知道他们能否做到,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们会非常非常尽力。”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中国海关本月4日发布命令,要求已经订货的中国贸易公司退还来自朝鲜的煤炭,至少6艘满载煤炭的朝鲜货船从威海和蓬莱港返回朝鲜的南浦港。

白宫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越来越接近。

木然:人民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April 20, 2017

2017年04月20日 00:03 东网

有官员说,我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你服务。以人民的名义让具体的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领导干部都爱讲人民,什么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政府的机构都加上人民两个字,人民法院,人民检查院,人民政府,执政为民。加上了人民,就高大尚、道德婊、正能量。

毛泽东把人民抬到神的地位。毛泽东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他以人民的名义搞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人民在他那里成为实现他个人乌托邦理想的工具。为了理想,人民是可以随时牺牲个体生命的。

毛泽东把人民视为政治概念,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强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现专政。人民的标准太模糊,把反对他的人,都是为人民专政的对象。人民的标准不是视历史而定,而是视他个人的意愿和偏好而定。人民成为打人的棍子和可资利用的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

毛泽东把人民视为释放爱的对象。他的爱民和历代统治者一样,爱的实质是爱他自己的政权。他爱人民,人民爱他。有如《东方红》,歌词总是这样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把自己视为人民的救世主。却不知道,救世主的角色,是任何凡人都难以胜任的。

人民具有狡辩的力量。时而看到有的官员说,我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你服务。以人民的名义让具体的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民是懒政的思维方式。到处都有人民的口号,在人民的口号下,领导干部可以什么都不做。针对具体的不同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的利益诉求,领导干部可以视而不见。

人民是滥政的行动方式。只要有利,领导干部就去干,强征土地、强制拆迁都有他们的身影。美其名曰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最近,又出了一个很火并在网上热抄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时间,人民再度成为热门名词。电视剧里的人,贪的不贪的官,都拿著人民说事,说得都充满著正义感。《人民的名义》也举著人民的旗帜,打著人民的旗号一统天下,号令江湖。令人奇怪的事,电视剧里的清官,也是一个常人,常人不可能神圣化,即使是清官也会犯错误,滥用权力,一打上人民的旗号,就如打了鸡血一样,错误没有了,滥用权力也有了道德感召力。

难道人民在电视剧也成了神,具有常人不具有的力量,只要喊两句口号就具有了修正错误的能力?可人民究竟是什么呢?人民是真实的权利个体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按著自由主义的本义,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集合名词,与集体主义一致,由人民到集体主义再到专制独裁者只有几步之遥。每一个真实的个人才具有真实的权力个体。作为人民,是可以代表的,作为个人,除非授权,是不可以被代表的。作为个体,按著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说活,生命、财产、自由权利不能交给政府,更不能以人民的名义被代表。真实的权利个体,导向的是宪政民主。在宪政民主的背景下,财产不可以公有,权力不可以私有。在专制的背景下,财产可以公有,且必须公有。权力可以私有,且必须私有。

历史和现实的独裁者、专制者、极权者都爱用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玩弄人民、毁灭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让人民成为没有人权的奴隶、奴才、臣民、木偶、工具。但人民不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暴力、世袭、恐惧才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

历史和现实通过宪政民主而当选的掌权者和用权者,也都爱用人民。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做政治德性所规范的事,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否则下台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又归于人民。他们爱人民的制约,又为人民服务。美国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和当上总统之后,嘴里没有挂著人民,以人民的名义任性。宪政民主和民意让他没法太任性,最高法院也让他深刻认识到,这是美国,想太任性得到类似于朝鲜这样的国家,在美国任性不可太猖狂。

人民不是不可以谈,也不是不可以用,更不是不可以打著人民的旗号。人民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可用,在朝鲜那样的地方用了,就是灾难。

何清涟:《人民的名义》是展示中国政治生态

April 20, 2017

VOA 2017年4月16日 07:29

美国之音为一期节目所合成的关于热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图片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要害不在于反腐,因为不管尺度有多大,也不可能将2012年以来的中国反腐成果如实再现于银幕,比如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家那16亿钞票与传说中的巨大翡翠墙;不管如何编写台词,编剧都不可能去追问腐败的根源源自制度与中华文化。那么这部电视剧抓住观众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有上千种答案,就我而言,这部戏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政治资源”与“政治平衡”两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关键词,展示了中国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

政治资源的前世:靠山与政治保护关系

电视剧里反复提到“政治资源”这一概念,剧中最先用这概念的人是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他评判别人在官场是否硬气时,喜欢用“他有政治资源”一词。他的老师、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一语点破:“你说的政治资源,不就是指政治靠山么?”

这部戏通过高育良与祁同伟两个人展示了“政治资源”的重要性与代际传递关系。

高育良本是个汉大政法系的大学教授,他的从政有两大机缘,一是赶上了80年代,即中共提拔干部讲究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时,这是学者教授从政最佳的“天时”。江泽民、胡锦涛及两届中央及省领导就是这样进入政坛的;二是遇上了“贵人”——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将他引入政坛,这是“人和”。梁退休后,高育良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为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批了月亮湖美食城与湖岸花园的项目,用自己掌管的公共资源为赵公子挖掘“第一桶金”开了路,纳了投名状,让自己的政治资源得以长续,从此在赵立春的荫蔽下步步高升,进入了省常委领导班子,担任了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高育良与其首席大弟子祁同伟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两条潜规则:一是资源的代际传递,二是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关系。

高育良与祁同伟有两道羁绊:一是师生关系,二是高育良想报答恩人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高亲口对祁同伟说,出于对祁同伟岳父梁群峰书记的报恩,他在祁同伟升迁的每个节点上,都适时让祁得到提拔,最后做了至关重要的省公安厅长。在高育良看来,祁同伟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关键是靠得住,能为已所用。

祁同伟是农家子弟,在大学时期也曾经是像向日葵一般清纯向上的阳光青年,更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尖子,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但残酷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被迫接受了梁璐父女强加给他的政治婚姻。

这类故事我知道不少,只是细节不同。剧中所述梁璐父亲梁群峰为了女儿婚事将男方逼到山穷水尽这份上,我还没听说过。政治婚姻的男主角既是为了谋求政治资源而娶,当女方的政治资源枯竭或男方不再需要时,婚姻的存续也确实困难。这种通过婚姻谋求政治资源的现象多了之后,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细小分支,即研究资源的世代转移。资源世代转移的大意是:资源的代际传承关系可以通过父母与子女、还可以通过岳婿关系。祁同伟通过与梁璐的婚姻,以及自己与高育良的师生关系(包括高对其岳父的报恩心理),为身为农家子弟的自己经营了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源”。

被用来做为官场失败者的易学习,老实肯干能干、廉政爱民、顾全大局,就是因为没有政治资源,也不跑不送不善于从无到有地经营政治资源,结果成了一位在区县级位置上苦干辗转28年而不得升迁的人。当然,好比“王子与公主”类型的童话一样,本着“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圣训,《人民的名义》给了易学习一个光明的结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终于在亲自考察易学习的能力、人品之后,决定将其列为表彰的区县干部第一名,并破格提拔易学习为吕州市委常委兼代市长。

关于政治资源,我还得再补上几句:如今中国官场中这“政治资源”,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找靠山”、文革时期的“拉关系”(前苏联的“关系学”)、上世纪90年代一度引进的“政治保护关系”,说的其实是同一现象,只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源概念之后,觉得用“靠山”、“关系”等词土得掉渣、用“政治保护关系”则太负面,于是与时俱进,改用比较中性、听起来也还文雅的“政治资源”。

政治平衡:容忍腐败与互相包容

20集以后,剧情进入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前妻欧阳菁被捕,“打破政治平衡”与“破坏改革的大好形势”这两个用语也随之出现了。最先说出这话的剧中人物还是祁同伟,但却是“汉大帮”高育良、赵瑞龙等人的共识:被视为汉大帮成员、从北京下凡的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候亮平抓了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就打破了汉东省原有的政治平衡,此举必会引起李达康的报复,破坏了汉东省改革的大好形势。

这听起来非常光鲜的话含有两重意思:

“政治平衡”在此处的真实含义是:各种“政治资源”垄断的权力类别不同,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权力领域,各方守着自己的地盘,不捞过界,心照不宣地利用权力享用公共财,即共同“闷声发大财”。

“改革的大好形势”,在官员的行话里,并非与官媒宣传用语同义,特指一些权贵及其利益集团将利用“改革”达成的财富占有格局称之为“改革的大好形势”。

正如我20多年以来一直提出的那样:中共1949年以后的历史,先是利用暴力革命化私为公,改革以来则是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腐败”,学术化一点叫做“寻租”。这种明目张胆、家国一体的掠夺式腐败始于邓小平时期,江、胡时期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默契。这种默契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对腐败的高度容忍与不同帮派、山头之间的互相“包容”,《人民的名义》一剧用“政治平衡”与“改革的大好形势”来概括这一现状。

这种政治平衡在一级政府共事的同僚中极为重要,是官场利益集团“闷声共同发大财”的必要前提。也因此,李达康用专车送刚离婚的妻子欧阳菁前往国际机场的途中,欧阳被候亮平派车拦截抓捕之后,高育良与祁同伟等人不但没有幸灾乐祸之感,反而心生忧惧,担心候亮平此举会导致李达康对汉大帮的报复。祁同伟更认为这是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在汉东省重新洗牌之举,想让李达康和高育良自相残杀。高育良最器重的前秘书、现任京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的陈清泉被抓之后,更是被高、祁一致视为李达康的报复行动。副国级领导、曾在汉东担任省长、省委书记长达20多年的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连夜从北京赶来要见曾任其父秘书的李达康,认为不能在山水庄园抓人,让他太没面子(实际上是怕他们的腐败链条被打开一个缺口)。祁同伟希望双方休战,促请高育良去劝说李达康,不要打破政治平衡。祁更希望高育良提醒一下学生侯亮平,让他明白职场潜规则。但老谋深算的高育良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做个小结,《人民的名义》一剧的主题确实不是反腐,而是展示中国丑恶的政治生态。与周梅森过去的反腐剧相比,《人民的名义》对中国的官场文化展示得更深刻,在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的倾力演绎之下,他们在划定的红线圈内,让观众在官员的官话、场面话中,看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至于这种生态是怎样形成、是否能够通过反腐杜绝,已经超出了一部电视剧能够拷问的范围。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腐败既源于政治制度(制度性腐败),也有文化传承(路径依赖)。

茆家升:从土地私有、宗法制度说到彭湃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April 20, 2017

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上篇)
 

重发旧稿赘言:众人期待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只播出一集之后,旋即停播,对此网上众说纷纭。有一种议论,说白嘉轩们那么重视宗法制度,那怎么理解‘推翻三座大山’。对此,在下几年前发过几篇谈宗法制度的小文,此篇中谈到“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历代的统治者,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具体地说,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确定哪些是正确的,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修正和摒弃的。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谈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以及毛泽东彭湃的暴力革命对农村造成的长期动乱和重大伤害;下篇回顾先贤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等,及军阀阎锡山在乡村建设与变革中的有益探索与借鉴意义。

一,土地私有与宗法制度是中国乡村的相对安定,也是保守闭塞的根源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有哪些合理的部分,应该保护和尊重;哪些不合理部分,亟待改进与变革?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一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年4月) 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一,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一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暴力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农民手中只要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中国国民性中的保守自私、重土轻迁、重农轻商,以及“落叶归根”,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等观念习俗,归根结底都是深深依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产量低,自足自给,较少进入流通环节,决定了他们的保守闭塞和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疾病丛生、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积贫积弱,成为长期落后挨打的国民基础。因而出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利益的需要,都必须加快农村的建设与变革。但是,所有倡导与组织变革者,都不能忘掉变革的基本宗旨,必定是也只能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国民素质为根本,而不是借建设与变革之名,对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百姓,进行剝削和掠夺。它也是我们判定真改革与假改革的试金石。

其二,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延续数千年,且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体制。人们要问,何谓宗法体制?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转至男性社会时期。或者说是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向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关于生殖崇拜与宗法体制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做过-些研究。周予同老先生1927年在《孝与生殖崇拜》一文中说到:“儒家哲学就是生殖崇拜哲学,儒家的根本思想生发于生殖崇拜,其深层是对男根的崇拜。” 这几句话现在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不多了,很多人对所谓生殖崇拜哲学会更陌生,但它恰是中华民族的根。人类在丛林时代,有过漫长的母系社会,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很大程度依赖雌性物种的大量繁衍,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这是母性生殖崇拜时期。大约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即半坡仰韶文化期间,经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先人们已经从母系社会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即由女性生殖崇拜,开始转向男性生殖崇拜。

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男性的被解放,生产力大大的发展了,但男尊女卑的积弊,也由此滥觞了。到了夏、商、周王朝时期,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其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以保证男性主宰的“家天下”可以延续下去,家族的利益可以延续。再到了孔子年代,儒家学说主宰了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至上,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汉代董仲舒又把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儒家学说就有了宗教神学色彩。 “三纲五常”就成了天意,天意不可违,“三纲五常”就成了维持封建统治几千年的基石。

说到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对现当代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寻找出如下的轨迹:由生殖崇拜一一图腾崇拜一一祖先崇拜一一宣扬孝道一一崇尚血亲,而至迷信血统,组成血亲纲络,直至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以上就是乡村乃至全国宗法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n代”聚集的历史根源。他们只能代表家族利益、血亲网络利益、权贵集团利益。因而他们只能是封建的、落后的、僵化的,乃至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别管它一时势力如何强大,能呼风唤雨,君临天下,终将被民主宪政的大潮淹没。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曾提出过“万恶孝为首”,并列出孝的十大罪状,言论虽有些过激,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今天作为问题可以讨论,但不宜宣扬,易被误读产生歧义。

话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广袤的乡村,看看宗法制度对乡村的政治生态,乡村经济诸多方面,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它和城市里和官场里,都是一样的吗,有过维护农民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利益吗?宗法体系的上层,具体点说就是那些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他们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客观-点说,别问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再寻根究底联系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阻挠与桎梏。就其对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是有其两面性的。宗法体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对广大乡民先是同姓同宗,再扩展至异姓乡亲,都有一定维护的,乡村中最贫穷最困苦,甚至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懒汉生活无依无靠者,很多时候也是依赖大户人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庇佑,说白了还是依赖宗法体制的余阴,得以生存下来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宗法体制奉行的是儒家学说,所谓仁者爱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的儒家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这些中小地主和士绅们,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维系者。宗法制度不是一级政权,但它在基层,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方面能替代一级政权。在姓氏的词堂里,以执行“家法”名义,对氏族中所谓不良分子,予以惩处。最重者甚至可以“沉塘”“绞杀”!而惩处的标准,常常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基本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比如对所谓不贞女子,施行“家法”, 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和什么夫为妻纲。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乡村宗法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就是那些地主士绅们,在对同宗和异宗中的穷苦民众有若干关照与庇护的同时,也有剥削、压迫和歧视。后者是乡村中的弱势人群,与富人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常态下,只要矛盾着的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行为,或是说贫富差距不是过大,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也很脆弱,遇到非常时期,比如灾荒、时局的动乱,最具代表性的是暴力土改来了,相对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动乱大破坏。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的驱动。富人们都想守护好自身利益,穷人们则想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翻身,怎样才能实现,当然只能依仗暴力了!而一旦只依仗暴力来掠夺财富,这个社会还能平静吗?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像暴力土改这样非常时期,毕竟是罕见的。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依赖了儒家学说。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各时,乃至各民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各各有别。如果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只用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从过去的实践看,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农村的全面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在效法斯大林,对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虽然远离了现代文明,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式古老的文明,离开了它们,所谓文明古国,就是一句空话。它也是中国农村前进与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它抛弃它盲目改造它,必然会引发农村大乱,甚至民不聊生,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怎样的改革才是合理的,是摆在国人面前严峻的话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
       
二,彭湃、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和消灭富农的中国版,历史证明它给中华大地带来的伤害与破坏,是全面的、空前的、极其严重的,有些是极难修复的。彭湃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一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一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当然也不能忽略了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一一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同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

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一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一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注目。一是广州农讲所第一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一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牺牲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当年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毛泽东,从发动农民革命起家,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新政权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推行统购统销,任意剝夺农民的利益;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一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且怙恶不悛死不改悔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在反剝削、反压迫、均贫富的名义下,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所谓和传统决裂。从而要在古老的中国广袤的农村,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而革命的实际行动,就是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开始,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对乡村中的地主富农士紳们较富裕的农民,施行疯狂的打砸抢,直到把他们斗倒斗垮,有的杀掉,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起来。再分掉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有的还分掉了他们的老婆女儿。这样的大革命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且从“农讲所”到1976年9月,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大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一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一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沒有建国前后的区别。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一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一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一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一丝省悟。纵观其一生,是古今以来,中国第一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而另一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一样。毛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故又史称“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

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一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而是动乱逃亡,相互仇恨和杀戮,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革命地区八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一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一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一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一一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一一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一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一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但是,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风云再起,即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一一一

同时, 彭湃之子被抓走批斗,失踪十年成谜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 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一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勋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勋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一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一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记者注意到,在红宫、红场革命遗迹中,并不见有人谈起此事。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一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 四字, 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复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一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此文曾被收入中华文本库)
                                   2014年7月初稿
                                   2014年8月二稿

五柳村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中午11:12收到

不是所有的“政治套利”都叫《人民的名义》

April 20, 2017

2017-04-18 21:46 来源: 娱乐资本论
作者: 红拂女吴立湘

《白鹿原》停播了!

4月17日下午,娱乐资本论综合了多方可靠信源得知,才刚播一集的史诗大剧《白鹿原》因为??“政治原因??”遭遇紧急停播。

说起这部剧,真是一部风雨飘摇的悲催史:立项就花了十年,起始投资2.3亿又超了6、7000万,没编剧敢接还几易导演,首播收视率两家卫视均未过0.7%,今天(17日),又遭遇了最后一击!

它还能不能复播?什么时候复播?没人知道。

都播了一集还被咔擦中止,这在国产剧史上也是少有的事。上一部因为所谓的“政治原因”被停掉的史诗剧,还是张黎的《走向共和》。而另一部影响过大的禁播剧,则是涉嫌影射“上海第一秘”秦裕案的《蜗居》。

涉及政治相关的电视剧投资风险之高,令人望而却步。即使是有最高检为其背书的《人民的名义》,在筹备时也有几家投资方临时撤单。

“投到了这剧的机构确实牛,但没投到的也不是傻。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搁我身上我也不投。”一位投资人在圈内如此直言。

其实最近《人民的名义》热播,确实带动了一批反腐IP、官场IP的热炒,甚至带来了不少风投关注。而当年新任领导班子组建、尤其是几次文艺座谈会之后,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在按照“书单”谋划影视新作。这种行为,无疑有点“政治套利”的嫌疑。

但一边是大尺度论政治的《人民的名义》持续热播,吃瓜群众纷纷歌颂“越来越开明”,一边是《白鹿原》被突然中止,冷冰冰的现实给人泼了一盆水:尺度并没有大开,文艺作品在“政治套利”中的风险依旧不可控!

紧急停播?几次挪档已有先兆

首先复盘事件经过:大约在下午三四点,微博上已经全都是“白鹿原停播”的消息,但当娱乐资本论第一时间致电该剧制片人时,他却一脸懵地表示,完全没听到这个消息。

但到了今晚,小娱发现江苏卫视在此时播出的是电影《港囧》,而安徽卫视播出的是综艺《耳畔中国》。据内部人士透露,目前接档剧都已经定好,“只等明天一起发布新公告。”

实际上,剧版《白鹿原》的命运确实很不顺利。去年秋季,是该剧第一次定档,当时安徽卫视已经打出预告,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之后播出消息又再次杳无音信,微博博主@影视剧透社称,因为《白鹿原》没能如期过审,才空降了一部都市剧来“填档”。

娱乐资本论梳理资料发现,当时《白鹿原》已经杀青长达九个月了(2016年1月15日杀青),也就是说,后期、审查均耗时不短。

接着,2016年年底,该剧将要播出的消息再次弥漫坊间,但这次,消息也很快销声匿迹,小娱当时已求证片方工作人员,对方只用“后期制作尚未完成??”来回应。

种种迹象都表明,作为一部史诗大剧,即使初次审查最终通过了,但只要剧中涉及敏感人物和剧情又要重新审查,《白鹿原》的前前后后折腾肯定比一般电视剧要复杂得多。如今被紧急停播,也许早有先兆。

漫漫十年立项路,

却仍遭无情“剪刀手”

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光立项就折腾了十年。能把这部陕西的鸿篇巨著搬上荧屏,是??“影视陕军??”领头羊光中影视董事长赵安和他兄弟赵军(也是该剧总监制)的毕生心愿。

这部剧为何立项如此难?小娱请教了执笔过历史正剧《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编剧汪海林,他认为,小说本身属于史诗名著,可能在立项时被划分到了??“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所以审查会特别严。

何为??“重大历史题材??”?特指总局关于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涉及到朝代更迭、知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会被划分到这一题材。而这一题材的审查过程是:先要审全剧本,然后成片初审、播出前还要再审。

说到这个机构,不得不提到张黎导演的《走向共和》。虽然2003年一时登陆央视一套的黄金档,但由于剧播到中后期,引发业内人士和历史学界质疑等问题,该剧并没能如期完成播出,而被迫中断下档。为免出现《走向共和》类事件,为了加强此类题材的管理和审查,广电总局专门成立了对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和特约审查单位。

资料显示,2015年和2016年,全年近400部国产剧中,??“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仅仅有7部和8部,占比很低。

小娱曾经报道过的《大秦帝国3》,2013年就已杀青,之后即使经历了换演员重拍事件耽搁了一段时间,但主要还是因为来来回回的审查,以及卫视的档期配合,才拖到了2017年播出。

其实剧版《白鹿原》遭遇这么多“变故”,其实在小说阶段就已有先兆。当年茅盾文学奖评比时,主办方对原版小说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结局认为不妥,要求陈忠实重写一版,这才评上了奖。

是哪些人物的哪些结局?据资深书粉透露,书中参与共党的鹿兆鹏,是个老革命,在白鹿原上搞农运和农民讲习所,土地革命时期也当过副政委,这个人要说原型可以追溯到粟裕,但在书中他到解放前夕竟然还只是一个联络科小科长,不得不引人侧目。

更重要的是,最后,鹿兆鹏还落得生死不明的下场。以及白灵、王政委、黑娃等人都曾投身革命,但结局都很惨。毕政委、白孝文等投机分子倒是可以“苟活”下去。

一言以蔽之,通过这些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折射出来创作者对很多已经被定性了的历史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而陈忠实本人的悲观历史主义观,及其对1966年事件的一些看法,也让人无法忽视。

汪海林也告诉小娱,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叙事视角、剧情细节、人物命运走向等其实被抠得很严,书中有“乡约”、“祠堂”等大面积的封建宗法制的描绘,是故事的重要大背景,而且创作者的态度其实有些语焉不详,“白嘉轩给予那么多同情给宗法制度,那推翻三座大山还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这些敏感问题,《白鹿原》剧方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仅播的一集中,能看到好几处明显的删减痕迹,封建宗法制背景被弱化了不少,如果不是演员们身着民国打扮,几乎都看不出是哪个时代的戏,“拿粮食换媳妇”这种封建“糟粕??”也点到即止了。

原著里还有一段用红枣塞女性阴部以养生的封建愚昧剧情,剧版受限于尺度也已进行了“自我阉割”。

叙事视角也从原著中的旁观者视角变成白嘉轩的主观视角,主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亲子关系、同族关系等等。总而言之,原著中那种冷静旁观者对那个年代农村??“愚民??”们盲婚哑嫁的宿命悲哀已经没了,如果不是《白鹿原》翻拍,它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一批人的爱恨情仇而已。

即便如此小心翼翼,它还是被紧急停播了。

“政治套利”是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实际上,《白鹿原》有一个“难兄难弟”,那就是2003年播出的《走向共和》。该剧于当年4月播出,但在1个月后便火速被禁。

至于被禁的理由,有媒体曾报道张黎的含蓄解释,“不可能全部都是客观的、一点我自己主观的内容都不存在,你少不了对某些场景进行解读,这里面也有个人情感的部分。”

也就是说,审查可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审查时没问题不代表播出后也会一帆风顺,对于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来说,也许审查不是最难过的,最不可控的是播出后的民意解读。当但是一旦在野的舆论形成了,给当局造成了解决的压力,电视剧被中断生命便有迹可循了。

即使是近期的弄潮儿《人民的名义》,播出无恙、天天高收视高话题,民间的解读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

小娱从多位媒体同行处得知,近期关于该剧的人物命运走向分析的稿件过多,涉及到可能扰乱社会民心等理由,上峰已对多家主流媒体发过口头警告,不允许再就此大做文章。

此前小娱在微博看到的例如??“侯亮平的身世揭秘,原来他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继承人”、“祁同伟的黑化之路,才是这部剧的尺度所在!”等揭秘性文章,也早已因不可抗力被删除。

看来,看剧就看剧,乐呵乐呵??“达康书记??”的表情包即可,万勿深度解读。即便是那些错过了这部剧投资红利的投资人们,他们也并不会觉得可惜;毕竟,谁也很难预料高回报高风险的VC行业,风险会高到什么程度。对于这样的项目,“回避”、不去趟这趟浑水,其实是最安全的方式。

据汪海林透露,他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审查时也遭遇很大压力,戚的事迹除了抗倭还有北上朔边,但可能涉及到民族争端,所以这条线索性没让写;而打日本人的片段也被删减了大半。最后,剧是如期播出了,但看上去戚这个人只剩下抗倭了……

“我们这说是文艺工作者,其实还是意识形态工作者,上峰的意见还是要时刻揣测的。”汪海林直言。由于被绑手绑脚、这也不让拍那也不让写,加上审查过程极其复杂繁琐,这些年来碰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这种苛刻的审查会给制片方设立很高的成本屏障,试想,要先拿全剧本去审查,能过的才能拍,首先就要支付一笔编剧的费用,而全中国能有如此水平的编剧又有几个?而如果不能拍,这笔费用管谁要去?

何况,《白鹿原》的剧本,是编剧申捷耗时两年半、从原著的五十万字扩到了七十万字,阅遍几十本小说写就,加上总投资的2.3亿(还追加了6、7000万),这次的紧急停播事件,对平台方安徽、江苏卫视以及独家网络版权方乐视视频来说,都是五劳七伤。人力物力的耗损无法用言语表达。

对于投资人来说,经此一役,也许未来在投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时会更加谨慎吧。

说一个故事吧,余华当年和张艺谋拍《活着》,张艺谋对余华说,这些敏感镜头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拍才不会被删除。余华听了觉得很佩服张艺谋,真是和总局身经百战。但是到审片意见下来之后,余华发现这些敏感镜头还是一个一个被删掉了。

余华说,“我从此再也不佩服张艺谋了,我只佩服GCD。”

美国之音 | 白宫说中国在朝鲜问题立场与美方趋向一致

April 19, 2017

2017年4月20日 05:12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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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发言人斯派塞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会晤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表态更为积极。

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朝鲜近期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斯派塞说:“从外交的整体意义来说,中国继续作出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的表现,这是积极的。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不过我们在遏制朝鲜问题上看到了团结的努力。 ”

他还说:“看到中国将继续与美国一道在控制朝鲜上作出努力,这是令人鼓舞的。我想,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主席开始建立起来的关系明显表现出了积极迹象。 中国仍然对朝鲜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所以,看到中国朝这个方向发展是很重要的,看到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

朝鲜官员最近多次放话,表示会再次进行核试验和更多的导弹试射。

另外,朝中社最近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的一场军队文艺演出播放了一段朝鲜导弹摧毁美国城市的模拟视频。

对此,斯派塞表示,这不是朝鲜第一次使用宣传工具,美方不会每次都作出评论。

斯派塞还表示,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仍将驶向朝鲜半岛。

川普总统上星期二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将奔赴朝鲜半岛,但上星期六美国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这个战斗群还在印尼海域。

斯派塞说,美国所要传达的信号没有改变,美国仍将展示实力和对盟友的安保承诺。

加洛:川普的对朝政策究竟咋变?白宫故布疑阵

April 19, 2017

VOA最后更新: 2017年4月20日 04:48 加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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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就在人们对朝鲜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之际,白宫官员发出信号,美国将对平壤采取更为强硬的新姿态。但是,这个新姿态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韩国与朝鲜边界上出现了一次力量的展示。

朝鲜士兵就站在几米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亲自向朝鲜发出警告… 美国的政策正在改变。
他说: “战略耐心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朝鲜最近举行的大阅兵上展现出其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扩大他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而美国将不再等待。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一步要怎么做还不清楚。川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单独采取行动,对付朝鲜。

在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朝着朝鲜半岛行驶。

川普还试图说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向中国的盟友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

但是,这些做法是美国前几届政府在推行其对朝政策中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川普领导下,美国对朝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美国前驻韩国大使和朝鲜核项目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希尔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神奇的答案。

希尔大使如今在丹佛大学任教。他说: “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那么几个。所以,在外交上,我并不认为某人能够像魔术师一样从帽子里面揪出一只兔子,谁也不会有这种预期。”

希尔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川普不可预测战略表示怀疑。

希尔所指的是川普坚持表示,他不会告诉人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

他说: “如果是在踢足球或者打篮球,不可预测是很不错的策略,对方不知道你将如何得分。但是,这个战略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你的伙伴们不很了解你,对你的本能一无所知,对你的做事方法完全陌生的时候。”

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还宣布,对朝政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他拒绝具体谈这个新政策。

他说: “总统一直很明确,不会排除任何选择,这就会放开我们的手脚。”

川普将会用这支手做什么?大家都在猜。

莫言: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

April 19, 2017

[摘要]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

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

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当然从一上饭桌时就眼泪哗哗地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数落着我的不是。婶婶说的话更加难听。母亲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着不是,抱怨着我的肚子大,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儿子。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就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我们这茬人,到底是依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

后来有些书写过那时人吃人的事情,我觉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现象。据说我们村的马四曾经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烧吃,但没有确证,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

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

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

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

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饿到极处时,国家发来了救济粮,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

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后,就开始口渴,然后就喝凉水,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

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大棒的大队长把他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气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目中,我们大概比那些苍蝇还要讨厌。

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像宝贝一样。点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后剁开,放在锅里煮。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是太精彩了,几十年后还让我难以忘却。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们去捉。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掀开饭盒偷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件事至今我还感到内疚。我为什么会那样馋呢?这恐怕不完全是因为饥饿,与我的品质有关。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蒸大馒头,半斤面一个,我一次能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个。

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第一顿饭,端上来一笼雪白的小馒头,我一口气吃了八个。肚子里感到还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司务长说:“没有关系,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还是那样的馒头,我一次只能吃两个了。而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够似的疯抢,也不管别人是怎样看我。吃完后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吃一点呢?让人也觉得我的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的食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

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伤害。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要到别人的面前去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要响,眼光不要恶,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气坏了。

因为我努力地文雅吃相时,观察到了那些攻击我的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就像河马一样,吃饱了后才开始文雅。于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烧,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我就端起盘子,拨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顿狼吞虎咽,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盘拨到自己碗里,挑战似的扒了下去。这次,他们却友善地笑了,说:莫言真是可爱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文/莫言)

 
—— 原载: “北京文艺网”微信公众号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uesday, April 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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